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爱心分享会 https://disease.39.net/bjzkbdfyy/200927/8250699.html我国著名医学科学家、病毒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校长、一级教授顾方舟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月2日3时35分在京逝世，享年92岁。澎湃新闻特选取一篇刊发于《中国科学报》年5月8日第8版的文章《病毒学家顾方舟：一生只为一件事》，回顾顾方舟的一生，以表悼念。
顾方舟资料图本文图片均来自科学网
顾方舟，浙江宁波人，病毒学家、教授。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年于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获医学副博士学位。原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中国科协常委、北京科协主席、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免疫学会名誉理事长。顾方舟研究脊髓灰质炎的预防及控制42年，是我国组织培养口服活疫苗开拓者之一。年他在我国首次分离出“脊灰”病毒，为免疫方案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上世纪60年代初，他研制成功液体和糖丸两种活疫苗，使数十万儿童免于致残，同时提出采用活疫苗技术消灭“脊灰”的建议及适合于我国地域条件的免疫方案和免疫策略。
童年：埋下学医的种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近代宁波建设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期，那些小桥流水、泛舟湖上、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江南秀美景色，正受着近代化的剧烈冲击，逐渐被颇富新意的市政设施取代。
年，顾方舟在宁波出生了。然而与宁波轰轰烈烈建设场面不同的是，顾方舟的童年生活颇为不幸。他的父亲顾国光，在他4岁时不幸去世了。为了养家糊口，顾方舟的母亲周瑶琴辞去教师职业，只身赴杭州学习刚刚兴起的现代助产技术，留下年幼的顾方舟交由外婆照顾。
母亲不在身边的日子是孤独、痛苦的。有一次，学校要排演一场话剧，顾方舟非常兴奋地举手报名。但是那么多角色中，老师偏偏让顾方舟演乞丐。同学们都笑话他：笑话他没有爸爸，笑话他家里穷，就应该演乞丐……为了不让外婆伤心，懂事的他只好装作很喜欢演乞丐的样子，还让外婆把哥哥的旧袍子改成乞丐装。
年，周瑶琴于杭州广济助产职业学校毕业，带着顾方舟北上天津，在英租界挂牌开业，成为职业助产士。租界里的日子很艰难。地痞滋事、流氓敲诈，警察还借保护之名行勒索之实。一次警察来勒索，恰巧被顾方舟看见。警察走后，看着顾方舟恐惧和愤怒的目光，周瑶琴叹了口气，摸着他的头说：“儿子，你要好好读书，要争气。长大了，你要当医生。当了医生，我们就不用求别人了，都是别人求你救治。”
在这个国无国格、民如丧家土狗的年代，哪有职业能真的扬眉吐气？但在十多岁的顾方舟听来，“不用求别人”这句话，是有多么大的吸引力！从记事起，顾方舟的世界充满同学的嘲笑、老师的欺负、洋人的欺侮、警察的压榨，而以后可以不用求人，不用在乎这些人的脸色，想到这里就欣喜不禁。他的心中，悄悄种下了一颗从医的种子：我要争气，我要听妈妈的话，当医生！
家国间架起的桥梁：我要做公共卫生！
年7月29日，日本开始攻打天津，一时间尸骸纵横，满眼皆是残垣断壁，数十万百姓无家可归，天津沦为一座人间地狱。顾方舟一家在英租界里，这里是汹涌大海中的一片孤岛，享受着孤独的和平，品尝着亡国奴的滋味。
顾方舟的初中是昌黎汇文中学，不在英租界内。每天，顾方舟都要拿着通行证出租界去上学，放学后再拿着通行证进租界。进出租界的关卡处有座岗楼，四四方方的，很是森严。岗楼上挂着惨白的太阳旗，站着架着机枪的日本兵。顾方舟和同学们第一次通过关卡时，几个日本兵就端着枪走来，查完他们的通行证后，要求他们向太阳旗鞠躬。顾方舟和同学们很不情愿，还没等他们表态，日本兵就按住一个同学一顿拳打脚踢，倒在地上久久起不来。除了以前的课程外，顾方舟和同学们还要被迫学习日语。那些封面上写着方正汉字的教科书，打开全是日语。要是日语学不好、背不出，日本人就会拿着宽宽的木板，叫班长打你手掌。班长如果不打或者打得不狠，日本老师就亲自上阵，拿着板子打班长，直到把手打肿了才算完。
什么是亡国奴的滋味？这就是亡国奴的滋味！男人被奴役，女人被欺侮，同胞尸横遍野，亡国热泪洒遍故国，满腔热血报国无门。每天太阳升起时，顾方舟看到的不是希望，而是日本人凶残的目光，是难以名状的屈辱。每每这时，立志学成报国的念头就在顾方舟的心中燃烧。
年，顾方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在这里，他遇到了严镜清先生。严镜清先生早年赴美留学，归国后是享有盛誉的公共卫生专家。当时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刚刚起步，国人对公共卫生很陌生：厕所沿街沿河而建,粪便尿溺时常满溢；河水拥有饮用、洗衣、除垢、排污等多重用途；水井与厕所比肩而设,平时村落就垃圾遍地、臭气熏天……卫生环境的恶劣直接导致疾病的流行，死亡率之高令人咋舌。严先生常常讲着讲着，眼眶就红了，顾方舟也忍不住地潸然泪下。
一次，班里一个女生随严老师去河北，考察矿工的劳动卫生状况。回校后她嚎啕大哭，边哭边讲矿上的惨状：矿工毫无保障，穿着麻袋，鞋破露趾，夜枕砖头，日不见天，有时被包工头打得流血露骨头，病死了就扔到万人坑里……她边说边哭，周围同学也是闻之落泪。偌大的教室里，只有女生的哭诉和同学们的抽泣。她不知道，她的这番话对一旁的顾方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要做一个公共卫生学家，让更多的人远离疾病、拥抱健康！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自己已进入中国最高学府，又怎能只想着自己呢？顾方舟似乎一日之间长大了，国家、民族和个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年10月，当北平地下党组织，通过已是党员的顾方舟弟弟找到顾方舟时，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大学理学院张硕文同志介绍下，顾方舟郑重地在党旗下宣誓，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研究脊髓灰质炎：以身试药
大学毕业后，顾方舟践行了自己求学时的理想，来到了大连卫生研究所，从事痢疾的研究工作。朝鲜战争爆发后，顾方舟被派往战场，治疗患了痢疾的战士。年，在战场后方的顾方舟被召回大连，作为中国第一批留学苏联的学生，被派往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学习。
顾方舟的导师是苏联著名的脑炎病毒专家列夫科维奇教授。年夏天，顾方舟以优异论文《日本脑炎的发病机理和免疫机理》，取得了苏联医学科学院副博士学位，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年，顾方舟带领了一个研究小组来到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进行脊髓灰质炎的研究工作。
脊髓灰质炎又称小儿麻痹症，在国内的暴发发生于年，江苏南通全市人突然瘫痪，大多为儿童，人死亡，随后迅速蔓延，青岛、上海、济宁、南宁……一时间，全国闻之恐慌。
年，顾方舟调查了国内几个地区脊髓灰白质炎患者的粪便标本，从北京、上海、天津、青岛等十二处患者的粪便中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并成功定型，并发表了《上海市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分离与定型》。这项研究，是我国首次用猴肾组织培养技术分离出病毒，并用病原学和血清学的方法证明了I型为主的脊灰流行。以此研究为标志，顾方舟打响了攻克脊灰的第一战。
年3月，卫生部决定派顾方舟等人到苏联考察脊灰疫苗的生产工艺。
当时，美国和苏联均研制出了脊髓灰质炎疫苗，疫苗分为活疫苗和死疫苗两种，死疫苗安全、低效、昂贵，活疫苗便宜、高效但安全性仍有疑问。
美国已大规模推广死疫苗的接种。经过几周的研究，死疫苗逐渐揭开了神秘面纱，他失望地发现，美国Salk研究的死疫苗虽有效果，但控制脊灰流行的效果不如人意，只能防止已经感染病毒的患者不发病，不能阻止脊灰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此外它的费用昂贵，需要注射三次，每次的注射费用高达五美元。顾方舟还发现，美国病毒学家Sabin还发明了活疫苗，但始终无法进行安全性试验。
顾方舟意识到，这是关于疫苗生产的技术路线的问题：若决定用死疫苗，虽可以直接投入生产使用，但国内无力生产；若决定用活疫苗，成本只有死疫苗的千分之一，但得回国做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研究。他判断，根据我国国情，只能走活疫苗路线。他立刻向国内写信汇报在苏联的考察情况，并加上了自己的判断：我国不能走死疫苗路线，要走活疫苗路线。
不久，卫生部采纳了顾方舟的建议。年12月，经卫生部批准，中国医学科学院与在北京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协商，成立脊灰活疫苗研究协作组，顾方舟担任了组长，进行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究工作。
顾方舟制订了两步研究计划：动物试验和临床试验。经过一番波折通过动物实验后，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按照顾方舟设计的方案，临床试验分为Ⅰ、Ⅱ、Ⅲ三期。Ⅰ期临床试验主要观察疫苗对人体是否安全，有无副作用，只需少数人受试。Sabin教授正是困在了这一步，难以前进。
这是一个自强、忍耐、奉献的年代。几乎是毫不犹豫的，顾方舟和同事们决定自己先试用疫苗。冒着瘫痪的危险，顾方舟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一周过去后，顾方舟的生命体征平稳，没有出现任何的异常。
然而，他的眉头锁得更紧了。因为他面临着一个他一直担忧的问题——成人本身大多就对脊灰病毒有免疫力，必须证明这疫苗对小孩也安全才行。那么，找谁的孩子试验呢？又有谁愿意把孩子留给顾方舟做试验呢？
望着已经进展至此的科研，顾方舟咬了咬牙，毅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拿自己刚满月的儿子做试验！
顾方舟的儿子刚刚满月，这样一个鲜活的生命，让家中充满了活力和希望。如今，要拿儿子做试验，妻子要是知道了，不知会发多大的火？想到这里，顾方舟决定偷偷给孩子服用疫苗，独自承担可能面临丧子的巨大压力。但纸里包不住火，妻子还是得知了儿子被丈夫拿去做试验的消息。她“质问”顾方舟这是不是真的，顾方舟只好小心地承认了。让他欣慰和感动的是，妻子不但没有怪罪他，还宽慰他儿子一定会平安的。
在顾方舟的感召下，同事们也纷纷给自己的孩子服用了疫苗。这些初为人父母的年轻人，用一种看似残酷的执着，表达着对国家、对人民、对科学的爱。这是科学史上值得记载的壮举，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辉煌史诗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测试期慢慢过去了。面对着孩子们一张张依然灿烂的笑脸，顾方舟和同事们喜极而泣、相拥庆祝：疫苗是安全的！努力没白费，疫苗是安全的！
Ⅱ期临床试验是安全性和药效的初步评价。年，在成立了专门机构、制定了研究方案后，人份的疫苗在北京投放，结果表明，疫苗安全有效。
Ⅲ期临床试验，是对疫苗的最终大考：流行病学检测。顾方舟将受测人群从人一下子扩大到万人，在北京、天津、上海、青岛、沈阳等大城市展开了试验。近一年的密切监测表明，各市脊灰发病率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与年相比降低1~12倍，未服疫苗组发病率比服疫苗组高7.2~20倍。三期临床试验的圆满成功，表明顾方舟研究的疫苗可以投入生产、给全国儿童服用了。
打响脊灰歼灭战：糖丸疫苗问世
早在年，卫生部派顾方舟去苏联考察死疫苗的生产情况前，政府就考虑到了疫苗的生产问题，决定在云南建立猿猴实验站。年1月，将卫生部批准正在筹建的猿猴实验站改名为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以此作为我国脊灰疫苗生产基地。
生产基地的建设面临着设计资料少、交通运输困难、物资紧缺、苏联撤走所有援华专家的困难。顾方舟后来时说：“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儿，就说：‘行！虽然有困难，但是能够克服的，一定努力干！’……因此，党委又派了四五位领导，来到昆明实地考察。他们一看，这个地方要电没电、要水没水，马上就摇头，认为在这里生产疫苗不可能。我只好据理力争，说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那时候我们没有房子，住都没地方住，搭起炉灶来就那么干，吃也吃不饱，那段时期真是太艰苦了，可是大家在那个时候确实是勒紧了裤带，咬紧了牙关干。”九个月后，有19幢楼房、面积达平方米的疫苗生产基地，终于建成了。
年的春天，周总理来到了这里。周总理是去缅甸访问的途中，路过昆明的。在云南省长刘明辉、外交部长助理乔冠华的陪同下，来到了疫苗生产基地。顾方舟对正在视察疫苗的总理说：“周总理，我们的疫苗如果生产出来，给全国7岁以下的孩子服用，就可以消灭掉脊髓灰质炎！”
周总理听了，直起了身子，认真地问道：“是吗？”
“是的！”顾方舟拍着胸脯道：“我们有信心！”
周总理开心地笑了，打趣道：“这么一来，你们不就失业了吗？”
顾方舟也被总理的情绪带动起来，他紧张的心放松下来，说道：“不会呀！这个病消灭了，我们还要研究别的病呀！”
周总理拍了拍他的肩膀，赞许道：“好！要有这个志气！”
试生产成功后，全国正式打响了脊灰歼灭战。年12月，首批万人份疫苗生产成功，在全国十一个城市推广开来。经过广泛的调研，顾方舟等人很快掌握了各地疫苗使用情况，捷报像插上了翅膀纷飞，传到了顾方舟的手中：投放疫苗的城市，流行高峰纷纷削减。
面对着日益好转的疫情，顾方舟没有大意。他敏锐地意识到，为了防止疫苗失去活性，需要冷藏保存，给中小城市、农村和偏远地区的疫苗覆盖增加了很大难度。另一方面，疫苗是液体的，装在试剂瓶中运输起来很不方便。此外，服用时也有问题，家长们需要将疫苗滴在馒头上，稍有不慎，就会浪费，小孩还不愿意吃。
怎样才能制造出方便运输、又让小孩爱吃的疫苗呢？顾方舟突然想到，为什么不能把疫苗做成糖丸呢？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测试，顾方舟等人终于成功研制出了糖丸疫苗，并通过了科学的检验。很快，闻名于世的脊灰糖丸疫苗问世了。除了好吃外，糖丸疫苗也是液体疫苗的升级版：在保存了活疫苗病毒效力的前提下，延长了保存期——常温下能存放多日，在家用冰箱中可保存两个月，大大方便了推广。为了让偏远地区也能用上糖丸疫苗，顾方舟还想出了一个“土办法”运输：将冷冻的糖丸放在保温瓶中！
这些发明，让糖丸疫苗迅速扑向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年，全国农村逐步推广疫苗,从此脊髓灰质炎发病率明显下降。年我国开始实行计划免疫,病例数继续呈波浪形下降。
此后顾方舟继续从事着脊髓灰质炎的研究。年起，顾方舟从“脊灰”病毒单克隆抗体杂交瘤技术入手研究。年，顾方舟研制成功“脊灰”单克隆抗体试剂盒，在“脊灰”病毒单克隆抗体杂交瘤技术上取得成功，并建立起三个血清型、一整套“脊灰”单抗。
年,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规划开始实施，此后几年病例数逐年快速下降,自年9月在湖北襄阳县发生最后一例患者后,至今没有发现由本土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病例。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在卫生部举行，已经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位为脊髓灰质炎的防治工作奉献了一生的老人，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尊重和赞美。
（医院医师）
年，顾方舟（前排右一）在昆明与职工创建生物医学研究所，正在建设工地平整地基。
年11月，顾方舟（右三）访问列宁格勒全苏外科研究院，并向主人介绍代表团中国专家。
年经中国国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消灭“脊灰”证实委员会证实，中国本土“脊灰”野病毒的传播已被阻断，成为无脊灰国家。
周恩来总理在顾方舟同志陪同下视察生物所。
来源：徐源/中国科学报
编辑：网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