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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医生，手术台就是他的舞台，千万名患者，各式各样的病例，染白了他的双鬓。
他是一位老师，带教的学生已遍布全世界，跟他怀着一样的信念，在不同的角落，行医施药。
他还是上海市政协委员、一位民主*派人士，让医生、患者的心声，在更高的层面，发得掷地有声。
他就是医院的吴毅教授，演绎着不同的人生角色，却各自精彩。
本刊：目前，甲状腺肿瘤的发病率呈什么样的趋势，它的发病与哪些因素有关？是否碘过多的摄入也会导致甲状腺癌发病率的增加？
吴毅教授：甲状腺肿瘤已成为近年来恶性肿瘤发病率升高最快的肿瘤之一，并且好发于中青年女性，在上海市是女性第５常见的恶性肿瘤。早在年，女性发生甲状腺肿瘤的比例只有4.4/10万，年的统计数据发现，女性的甲状腺癌发病率已经上升至25.03/10万。
甲状腺癌的发病因素并不十分明确，目前能够肯定的是该病的发生与核污染有关，同时，也可能也与碘的摄入量、遗传、雌激素的分泌有一定的关系。但目前并没有准确的数据来支持这些发病因素。
本刊：甲状腺癌被誉为恶性肿瘤中“最幸福的”癌症，治愈率最高，治疗效果最好，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否还有些可以突破的地方，可以进一步增加尤其是晚期甲状腺癌的疗效？
吴毅教授：甲状腺癌，被很多人誉为“最幸福的癌症”，因其肿瘤恶性程度低、发病缓慢。容易发现，患者的10年生存率高达91%，很多患者都得到了彻底的治愈并获得长期生存，但这个“幸福”只是针对分化型甲状腺癌。相反，甲状腺的未分化癌，是恶性程度极高的一种癌症，病情凶险，难以控制，一年生存率极低，但这类甲状腺癌的发病率较低，大约只占甲状腺癌总发病率的1%。
目前，分化型甲状腺癌的治疗效果虽然已经很好，但仍有需要突破的地方，我们在治疗的同时，更要考虑到患者的生存质量，要尽量维持外表的美观。也要对神经、肌肉、血管进行最大限度地保护，让他们术后能尽快投入到正常的生活。另外，面对最恶性的及晚期甲状腺癌，依然要做进一步地研究，使这部分患者的生存率得到提高。
本刊：在您从医的几十年中，甲状腺癌的治疗经历了那些变化和发展，对于易发甲状腺癌的群体——中青年女性，她们的以后的生育会不会受到影响？
吴毅教授：甲状腺癌治疗的本身对生育本身无影响，女性经历甲状腺切除术之后，由于甲状腺素的减少，可导致胎儿智障，也就是克汀病。所以切除甲状腺后的患者一旦怀孕，要及时补充甲状腺素，并随时评估体内甲状腺素的含量，随着孕期的推移，孕妇所需的甲状腺素也会增加，甲状腺素的摄入量也要增加，不能“一成不变”。
从事头颈部肿瘤的诊疗工作几十年，的确是经历了非常大的变化，以前不管患者情况如何，一律在切除后要进颈部清扫，通过多年来对临床的研究，现在已经不会武断地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对于早期甲状腺癌患者，颈部淋巴结清扫可以免去，对于一些淋巴结转移不严重的患者，可以保留颈部的神经肌肉，尽可能保证患者的外形、功能、神经感觉等。
本刊：您为何会选择医生这一行业，又是如何走上这条路的呢？
吴毅教授：当年我还在黑龙江当知青，等到上大学的时候，我本来的志愿是要当一名老师，可组织上鼓励我跟随父亲的脚步，报医学院，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医学之路”。年从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后，医院工作，轮转后又是一次组织的安排，我成了一名外科医生。在那几年里，我渐渐对头颈部肿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外科分科时，我进入了头颈外科，那已经是年，随后我就去了法国巴黎第六大学附属Tenon医院学习。那时候的头颈肿瘤外科，一切都是刚起步的阶段，很多治疗方式还都在不断探索中。后来，随着发病率的增加，治疗水平也在不断地发展，对于学科的规范化要求越来越高，就在前不久我参与编写了《甲状腺结节和分化型甲状腺癌诊治指南》，这应该算是甲状腺诊疗规范的“中国版”，我希望全国的甲状腺癌患者在接受治疗的时候，都能够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这是规范化治疗的保证，也是进一步个体化治疗的基础。
自从我跨入医学院的大门开始，我就深知，“医者”将是我这一生都无法割舍的身份。医院，参与了行政管理的工作，还加入了民主*派，身份越来越“多元化”，但我始终铭记我的第一身份——医生。
本刊：在您多年来的行医生涯中，有哪些难忘的事情？您觉得作为医生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吴毅教授：其实，我从未把医生看作一个多么伟大的职业，医生也是人，同样生活在社会群体中，要面对很多复杂琐事，也会经历病痛，所以，要医生每时每刻都能耐心、细致、充满爱心地面对患者，是有些强人所难。但是，医生必须始终有一个原则：实事求是，面对患者和家属，要跟他们讲清楚病情，给患者最合理的药物和治疗方式，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地使用高价药和昂贵的治疗手段，乱用药、拿回扣，这是每一位医生都不应踩踏的禁区。
几十年来，看了无数患者，有两个人让我感触颇深。一个是嫁到上海的广西女性，她来就诊时已经是双侧甲状腺癌，并伴有双颈淋巴结转移，当时她的丈夫知道了这一情况，打算放弃治疗，可我通过多年的临床经验，认为这并不是无药可救，于是我极力要求她接受治疗，后来她接受了我们的临床治疗，随后回访过一次便再杳无音信。10年后她再次来挂我的门诊，但这次不是看病，是为了看望我。她看着我哭了，说：“吴医生你瘦了，老了。”她告诉我就因为我当初的坚持，她才能活下来，并随后又到国外有了更好的发展。
还有一个单亲家庭的小女孩，来看病的时候才9岁，确诊后母亲却因为家里贫穷而要放弃治疗，但我知道只要她能接受治疗，治愈的概率是非常大的，我让那位母亲联络儿童互助保险机构，并跟她打包票说：保险不能覆盖的费用我来出！这位母亲终于同意了治疗。十多年过去了，突然有一天我这个曾经的小女孩来给我送喜蛋，那样的心情，千金难换。
这两位患者，让我深深体会到了成为一名医生的价值：不是名望，不是高薪，不是社会地位的高贵，而是给予别人生命的希望，给予那些充满阴霾的家庭全新的阳光。当你看到有人因为你的努力、你的坚持，而找回生命的希望，重回幸福的家庭，甚至有了新生命的延续，这样的喜悦，我想能充分诠释大部分医生走上这条路的初衷。
本刊：您临床工作十分繁忙，还要做科研，带教研究生，还是很多行政职务，这么多事情您觉得哪个最重要？
吴毅教授：我曾经的志愿是成为一名教师，很庆幸我的理想并没有被埋没、除了临床工作外，还要带教学生，这是我仅次于医生的“第二要务”。我希望我的学生都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希望他们每个人都能超越我，所以在教学工作中，我必须倾囊而出，我希望在这个学科里可以不断注入新的血液，推动它的进步、发展。
我也深知，如果仅仅是一名医生，那很多事情还是无能为力，体制不改变，那很多工作就无法展开，所以，我做了很多年的行政工作，14年科主任、10年副院长，同时我还是上海市政协常委，是一位民主*派人士。小到科室、大到整个上海市甚至全国，其实每一个很小的决策，都会影响到医生的工作，患者的治疗。一个人的力量也许弱小，但我总算有了平台，让这个声音发出去，传上去。这也是我从事这些行政管理工作的初衷。就病论病、就医论医是不够的，我们要看得更长远、更宽广，综合社会、人文各方面，才能推动行业的发展。
我希望国家能在医疗体制改革上多做一些工作，多一些投入，合理分配医疗资源，健全医疗保险，同时，希望能建立整个社会对医生的尊重，希望患者也能尽量换位思考，多理解医生的工作。试想：如果医生这个职业越来越不堪，那还有多少优秀的学生报考医学院？有多少医生能坚守自己的岗位？医生越来越少，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所以，这些工作，并不是独立分开的，他们一环扣这一环，相互影响、促进，我一件工作做好了，往往会促进我其他工作的
展开。
本刊：能否借杂志这个平台，给我们读者中的甲状腺癌患者一些鼓励？
吴毅教授：甲状腺癌在各种恶性肿瘤里属低度恶性，只要及早、规范治疗，认真随访，管住自己的心情和饮食，健康的身体和美好的生活可以伴随你很久。即使是晚期患者，通过自己、医生和社会的努力，也能得到很好的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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