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专治白癜风医院哪家好 http://yyk.39.net/bj/zhuanke/89ac7.html“待到太阳等不及了，我们才怒放”
——布考斯基译史小记
伊沙
我被委以信任，因诗歌的
兴衰发展
至少我被委以的信任，是因它
衰亡的部分
——查尔斯·布考斯基
一
我与至今尚未谋面的美籍华裔人文学者刘耀中先生建立通信联系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起初是他在严力主编纽约出版的《一行》中文诗刊上读到我的诗后写信给我，他在信中称我为“中国的金斯堡”，令我青春的虚荣心得到巨大满足写作上也倍受鼓舞。他在后来的信中总要夹寄一份他发表于海外中文报刊介绍西方文学、哲学大师的文章复印件，他系统介绍的这些大师有我了解的，有我并不十分了解的，甚至还有我压根儿不知道的。最吸引我的还是他在评述这些大师时所动用的知识系统和丰富材料，是我在一般国内学者那里读不到的。刘耀中先生当时已是退休年龄，而我大学毕业走进社会不久，我们靠通信建立起来的私人友谊真有点“忘年交”的意思在里头。介绍艾伦·金斯堡的那篇文章，是他在我的请求之下写的。他在该篇文章结尾处还写到：“去年西安青年诗人伊沙来信说，他很感谢我寄给他的那部一九八九年出版的巴利迈尔斯著的金斯堡传记，他希望我写一些关于‘被打垮的一代’的扫描及对金斯堡一生的介绍和评价，承蒙器重，特写此文以答谢！”
刘先生在信中提到的那部名叫GINSBERG：ABIOGRAPHY（SIMONANDSCHUSTER出版社）的金斯堡传记，是他在年寄赠于我的。这部英文原版书寄达之后激发的是我妻子老G将它译成中文的兴趣与冲动，当时国内的出版社似乎正处于刚刚懂得必须掏钱购买版权而又普遍买不起的阶段，出版几乎无望——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老G开始翻译这本书，我的前同窗和当年在大学校园里活跃一时的前女诗人深知金斯堡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她把自己的打算说出来，很像是情话：“大不了我就当翻上一堆资料吧——供你私人使用的资料。”老G的翻译工作自那年秋天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年春节过后，因怀孕而告停。我由此得到了占全书四分之一的一堆中文资料，私下熟读，获益匪浅。我在反复阅读这堆“私人资料”时发现了妻子的翻译才能，尤其体现在译诗方面：“圣洁的母亲，现在您在慈爱中微笑，您的世界重生。在蒲公英点缀的田野里，孩子们裸着身体奔跑/他们在草地尽头的李子树林里野餐，小木屋中，一个白发黑人讲着他的水桶的秘密……”——这是老G所译的金斯堡名篇《卡第绪》中的片断，我发现比之漓江版的单行本多了些诗味和灵气，写过诗的人译诗和没写过诗的人到底不一样……当时我只想到了这些。
二
第二年——即年，在刘耀中先生的一封来信中，他夹寄了一篇介绍美国诗人CharlesBukowski（查尔斯·布考斯基）的文章《号称“新海明威”的酒鬼诗人》。这是我此前一无所知的一位诗人，但这篇文章却叫我没法不激动：因为文中所引他诗的片断，也因为他极富传奇色彩的生平和他的人生态度，甚至包括他在美国文化中的际遇与地位。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位注定要和我发生关系的诗人，正如我在年初读金斯堡时的直觉一样。在我的急切要求下，刘耀中先生很快寄来了一本布考斯基出版于年的原版诗集PLAYTHEPIANODRUNKLIKEAPERCUSSIONINSTRUMENTUNTILTHEFINGERSBEGINTOBLEEDABIT（BLACKSPARROW出版社）——这本宝贵的书是他在加州格伦底尔城的一家旧书店里购得并转送于我的，书的扉页上还留有上一位读者的阅读心得，他（或她）用英文写道：“我能说什么呢？大师！生日快乐”。
老G在看完这本原版诗集后对我说的话与当年顾城的姐姐顾乡在看到《今天》时对顾城说的话有点相似——她说：“他写你这种诗。”——正是这句话让我急切地想把布考斯基的诗变成中文，与妻子合译布考斯基的建议也正是由我在当时提出的。说干就干，当年7、8两月，我的暑假期间，我们共同翻译出布氏诗作24首，其中23首后来陆续刊发于《西藏文学》《女友》《倾斜》《中国诗歌》《诗参考》《葵》《创世纪》（台湾）《双子星》（台湾）《前哨》（香港）《新大陆》（美国）等10余家海内外中文刊物——其中既有期发量两百万份的大众刊物，也有非正式发行每期印数只有几百册的同仁诗刊——这便是布氏诗作在中文世界里的最早现身。也正是自那年起，我在中国当代的诗人圈中开始听到有人谈论布考斯基这个名字（一开始我还误听成诺贝尔奖获得者布罗茨基），并听到越来越多的赞誉之声，我知道由我和妻子老G一起提供的这个译本没有辱没大师的名字！
这年9月，我去北京出席诗刊社当年度“青春诗会”时，留在西安家中的老G经历了一次早产的危险，我被吓坏了——翻译工作就此叫停。接着是我们的儿子吴雨伦在那年冬天的如期来临……多年以后，吴雨伦也步入诗人的行列，除了遗传基因的作用，是否也得益于这段时间的“胎教”——用布考斯基的诗作“胎教”，够昂贵够奢侈，他当有更大的作为！
接着是老G眼中只有她这个“作品”的漫漫七年……
三
在这七年中，我读到过布考斯基的第二种中文译版——只是一组诗，发表在美国《新大陆》诗刊上，是出自台湾旅美诗人秀陶的译笔——我觉得那是典型的台湾译风，他把布考斯基这条老硬汉搞软了，还搞得有点松松垮垮。在这七年间，中国诗坛流传的布考斯基一直是我和老G译出的那20来首——我确实感受到了它们的顽强，它们强大的生命力！
年某一天，青年诗人魔头贝贝将其中五首诗贴到《唐》论坛上来，据他所说是从某大网站读到并转贴过来的。布氏的诗在网上一出现，立刻激起青年诗人以及诗爱者们的强烈反响，他们的感受一如我在七年前：竟然还有这样一位大师！大师也可以是这样的：说人话讲人事，亲切如风！是网上所贴的五首诗在流传中引起的错误促使我在电脑上重新校对当年所译的这24首，一边校译一边在《唐》《诗江湖》《个》《或者》《扬子鳄》等五家当代诗歌网站同时发布，年4-5月间，我在写作之余一直在做这件事。6月是如火如荼的日韩世界杯。7月的一天，韩东打来电话，这位好友在6月到来前的一次电话中已经送我两单世界杯的“大买卖”，这一次的电话中又送我了比这两单“大买卖”更值钱的一条信息——那便是楚尘为河北教育出版社策划的“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然后是我给前年冬天曾在北京有过一面之缘的楚尘打电话；然后是我把已经译成的24首布考斯基灌到他的邮箱里；然后是楚尘简练而肯定的回答。7-10月，我和老G重拾译笔，译完了计划中剩余的76首布氏诗作，除去7月我到北京办护照的一周、在西安参加亚洲诗人大会的一周、8月去瑞典参加奈舍国际诗歌节的半个月——除去这前后加起来的一个月，我和老G几乎每天都有为布考斯基工作的时间，国庆长假也不例外。对我来说，为诗工作有着永远的激情。而对老G来说，在繁琐的每天8小时行政工作之余，到了业余时间还要面对布考斯基老头，她只是为了让自己更多地面对诗歌，她以为更多地面对诗歌就是更多地面对我！加上楚尘——这个韩东眼里的“工作狂”，我知道他为了此书独自去面对了很多我不知道的琐事——因为布考斯基和别的大师有所不同，他毕竟是美国出版界的一块宝，版权不是可以随便奉送的玩意。
四
七年中，我遇到每一个和美国和诗歌有关的人，都要问到查尔斯·布考斯基，年8月在瑞典奈舍国际诗歌节上，我问到一位颇具雅皮士风度的纽约派老诗人，他笑了，马上举手仰头做出一个喝酒的动作。当我说出“布考斯基是我最喜欢的美国诗人”时，他的笑容变得更加灿烂。布考斯基太有名了，无论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的人，都无法回避他在美国当代诗歌中的巨大存在——每当感念于此，我就对国内翻译界的“引进”标准怀疑至极，终于不再相信。在年以前，中国读者为什么会对布考斯基一无所知？那仅仅是在被译成中文的任何一部“美国诗选”中都没有他的大名。而在美国，这类“诗选”又出自哪些人的编选？——学院与学会——他们仅仅代表着多元文化的一元而已，而布考斯基又正好是被这个元所排斥的，我注意到颁发了那么多届的美国三大诗奖（普利策、国家图书、波林根）长长的获奖名单中竟然没有布考斯基的名字，正像哈罗德·布鲁姆教授开宗明义拒不将金斯堡的作品收入他编选的《西方正典》一样，还人身攻击地说其是“假惺惺的伪君子”，在美国多元文化的生态环境中，这本属于正常，甚至是非常健康的一种表现。但被一些人搬到中国之后则被当成了一种权威标准——在我们的习惯思维中总觉着必然要有的一个权威标准！
从学院到学院、从学会到学会、从知识分子到知识分子、从文坛交际家到文坛交际家——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对西方文化的“引进”中的确存在着这样一条“暗道”，当这条“暗道”成了“自古华山一条路”时，结果可想而知。中国读者面对的西方“大师”，要么是文学史意义上的，要么就是国际文坛意义上，诺贝尔获奖者正属于这两种——而这仅仅是两种。而那些正在发生的、其先锋意义正当其时的并在彼岸的本土文化中活力四射的作家和诗人，总是被这条“暗道”排除在外。以至于后来，这种现象在中国的诗歌界恶化为一些“知识分子诗人”开始借大师之口布道和说事，推行他们信奉的权威标准，借此向诗坛和读者示威并施压，在“暗道”中“与国际接轨”。
也许没有上述背景，我这个惜时如金的“职业诗人”也不会对布考斯基的翻译工作倾注如此之大的热情和精力。仿佛是一种欲望般的巨大冲动：作为诗人，我要自己去看另一位诗人，教授们、学者们、翻译家们——用不着你们可恶的指点了，统统都给我闭嘴！
五
七年中，我怀揣一份美国诗歌的地图，反复阅读着布考斯基。最终，我给了他“四星半上将”的军衔，而在我眼中，在此之上的“五星上将”也只有华尔特·惠特曼、T.S.艾略特、艾伦·金斯堡三人——如此评判势必会带入一个诗人在文化和历史语境中的作用与影响来考虑，那么回到一个诗人纯粹的写作内部，布考斯基就该被追授他没有得到的那半颗星。也就是说，在我眼里，布考斯基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杰出的诗人之一。
金斯堡出生于年，布考斯基出生于年，后者甚至比前者还大6岁。考虑到他们属于一代人以及诗歌走向上的大体相近，我对前辈论家爱将他们放在一块比较的做法基本认同。布考斯基开始发表诗歌时，金斯堡已快爆得大名了。一个是写得晚，出道更晚，另一个则在勇敢地当了一把文化逆子的同时，也旋即成为时代的宠儿。金斯堡是随着一个大时代到来应运而生的诗人，布考斯基则是一个天生的边缘诗人，与他所经历的任何时代似乎都格格不入。金斯堡一生中的大半时光，都是在世界最著名诗人的优越感中写作的；布考斯基则始终在一种不得志的落魄感中写完了自己的一生。《嗥》是金斯堡一生的顶峰，也是平生难越的一座高峰，他后来的写作都是在如何超越自己而不得的努力中。布考斯基则属于渐入佳境的一种，极为多产，泥沙俱下，越写越好，貌似不经意，却暗藏智慧，他的巅峰十分自然地出现在他的晚年。
以下所述是我身为诗人更为隐密的心得：金斯堡是“史诗”书写者、时代的代言人，他最为擅长或者说真正写得好的是《嗥》《美国》《卡第续》这类长诗或类长诗，他的短诗写得并不十分好，他的短诗都写得太“大”——我指的是他还是习惯动用“史诗”的架构和站在高处的语势来写。四川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那本《艾伦·金斯博格诗集》在得到时尚文艺青年热买的同时，也让真正的诗人十分失望，这一方面有翻译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金斯堡的短诗远不具备他们印象至深的《嗥》的水准。而布考斯基则正好相反，他是日常的、边缘的、个体的，他没有也无意建树金斯堡《嗥》式的文化里程碑，他对人性的深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