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月2日凌晨三时，我国著名医学科学家、病毒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校长顾方舟先生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2岁。顾方舟一生致力于脊髓灰质炎的研究、预防和控制，他更是消灭我国小儿麻痹症的先驱者之一，被称为“糖丸之父”。据悉，1月8日上午9时，顾方舟的遗体告别仪式于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兰厅举行。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脊髓灰质炎（又称小儿麻痹症）曾在国内大范围暴发，造成大量儿童瘫痪甚至死亡。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研究所主事者之一的顾方舟临危受命，在昆明的山上建所、在西双版纳密林中冒着生命危险捕猴、更不惜用自己和刚满月的孩子以身试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顾老带领着一代人，用一颗小小的糖丸，消灭了一种疾病。
年，经世界卫生组织证实，我国已成为无脊髓灰质炎国家。92岁的顾方舟曾向《一生一事:顾方舟口述史》的作者范瑞婷笑着感叹，他们这一代人的奋斗已慢慢成为了历史。
但他们的历史里，仍有光。
年顾方舟个人照拍摄于中国照相馆
顾方舟是我国著名医学科学家、病毒学专家，年出生，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年毕业于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历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校长、院校长。
顾方舟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消灭脊髓灰质炎（简称“脊灰”）这一儿童急性病毒传染病的战斗中。他是我国组织培养口服活疫苗开拓者之一，为我国消灭“脊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重要贡献。年在我国首次分离出“脊灰”病毒，为免疫方案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为更好地研制疫苗，顾方舟于年受命远赴云南昆明，筹建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年成功研制出首批“脊灰”（Sabin型）活疫苗，年又牵头研制成功糖丸减毒活疫苗。自此，我国“脊灰”年平均发病率大幅度下降，使数十万名儿童免于致残。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证实，中国本土“脊灰”野病毒的传播已被阻断，成为无“脊灰”国家。
学医是母亲的心愿
顾方舟早年丧父，母亲为了养活一群孩子，到杭州学习助产，后来又拖家带口移居天津，挂牌营业成为助产士。
顾方舟曾说：“我学医是母亲的心愿。母亲常说，当医生是人家求你来治病，你不要去求人家。”
他成长于民族危亡的战乱年代，目睹了老百姓因为工作环境恶劣、医疗条件差而遭受病痛的折磨甚至死亡。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他无法独善其身、安静地学习。
投身公共卫生事业
大学毕业后，顾方舟放弃当一名医生，转而进行病毒学研究，投身公共卫生事业。他认为，当医生固然能救很多人，可从事公共卫生事业，却可以让千百万人受益。
20世纪50年代，有一种病在国内流行很厉害，这就是脊髓灰质炎，简称脊灰，它可能引起轻重不等的瘫痪，俗称小儿麻痹症。
这种病多发于七岁以下的儿童，有些孩子可能因此手不能动了，有些可能不会走路了，最严重的是没办法自主呼吸，而且一旦得病就无法治愈。
有个家长背着瘫痪的孩子过来找顾方舟说：“顾大夫，你把我的孩子治好吧，他以后还得走路，参加国家建设呢。”
他当时只能遗憾地回答：“太抱歉了，我们对这个病还没有治愈的办法。唯医院去整形、矫正，恢复部分功能，要让他完全恢复到正常不可能。”
他看到那个家长的眼神马上黯淡了下来。
中国要走活疫苗技术路线
年，顾方舟一行人去苏联考察学习脊灰疫苗的情况时，“死”“活”疫苗两派各持己见，争执不下，我国选择哪一种是对的，没有人能解答。
若决定用死疫苗，虽可以直接投入生产使用，但国内无力生产；若决定用活疫苗，成本只有死疫苗的千分之一，但得回国做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研究。顾方舟判断，根据我国国情，只能走活疫苗路线。他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我国不能走死疫苗技术路线，要走活疫苗技术路线。
不久，卫生部采纳了顾方舟的建议。年12月，经卫生部批准，中国医学科学院与在北京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协商，成立脊灰活疫苗研究协作组，顾方舟担任了组长，进行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究工作。
事实证明，顾方舟当时的判断是对的。
克服困难，建起脊灰疫苗生产基地
早在年，卫生部派顾方舟去苏联考察死疫苗的生产情况前，政府就考虑到了疫苗的生产问题，决定在云南建立猿猴实验站。年1月，将卫生部批准正在筹建的猿猴实验站改名为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以此作为我国脊灰疫苗生产基地。
生产基地的建设面临着设计资料少、交通运输困难、物资紧缺、苏联撤走所有援华专家的困难。
顾方舟后来曾说：“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儿，就说：‘行！虽然有困难，但是能够克服的，一定努力干！’”
九个月后，有19幢楼房、面积达平方米的疫苗生产基地，终于建成了。
年，顾方舟（前排右一）在昆明与职工创建生物医学研究所，正在建设工地平整地基。
年的春天，周总理来到了这里。周总理是去缅甸访问的途中，路过昆明的。在云南省长刘明辉、外交部长助理乔冠华的陪同下，来到了疫苗生产基地。
周恩来总理在顾方舟同志陪同下视察生物所。
顾方舟对正在视察疫苗的总理说：“周总理，我们的疫苗如果生产出来，给全国7岁以下的孩子服用，就可以消灭掉脊髓灰质炎！”
周总理听了，直起了身子，认真地问道：“是吗？”
“是的！”顾方舟拍着胸脯道：“我们有信心！”
周总理开心地笑了，打趣道：“这么一来，你们不就失业了吗？”
顾方舟也被总理的情绪带动起来，他紧张的心放松下来，说道：“不会呀！这个病消灭了，我们还要研究别的病呀！”
周总理拍了拍他的肩膀，赞许道：“好！要有这个志气！”
发明糖丸，解决疫苗运输问题
试生产成功后，全国正式打响了脊灰歼灭战。年12月，首批万人份疫苗生产成功，在全国十一个城市推广开来。经过广泛的调研，顾方舟等人很快掌握了各地疫苗使用情况，捷报像插上了翅膀纷飞，传到了顾方舟的手中：投放疫苗的城市，流行高峰纷纷削减。
面对着日益好转的疫情，顾方舟没有大意。他敏锐地意识到，为了防止疫苗失去活性，需要冷藏保存，给中小城市、农村和偏远地区的疫苗覆盖增加了很大难度。另一方面，疫苗是液体的，装在试剂瓶中运输起来很不方便。此外，服用时也有问题，家长们需要将疫苗滴在馒头上，稍有不慎，就会浪费，小孩还不愿意吃。
怎样才能制造出方便运输、又让小孩爱吃的疫苗呢？顾方舟突然想到，为什么不能把疫苗做成糖丸呢？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测试，顾方舟等人终于成功研制出了糖丸疫苗，并通过了科学的检验。很快，闻名于世的脊灰糖丸疫苗问世了。
除了好吃外，糖丸疫苗也是液体疫苗的升级版：在保存了活疫苗病毒效力的前提下，延长了保存期——常温下能存放多日，在家用冰箱中可保存两个月，大大方便了推广。为了让偏远地区也能用上糖丸疫苗，顾方舟还想出了一个“土办法”运输：将冷冻的糖丸放在保温瓶中！
这些发明，让糖丸疫苗迅速扑向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年，全国农村逐步推广疫苗,从此脊髓灰质炎发病率明显下降。年我国开始实行计划免疫,病例数继续呈波浪形下降。
中国成为无脊髓灰质炎国家
此后顾方舟继续从事着脊髓灰质炎的研究。年起，顾方舟从“脊灰”病毒单克隆抗体杂交瘤技术入手研究。年，顾方舟研制成功“脊灰”单克隆抗体试剂盒，在“脊灰”病毒单克隆抗体杂交瘤技术上取得成功，并建立起三个血清型、一整套“脊灰”单抗。
年,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规划开始实施，此后几年病例数逐年快速下降,自年9月在湖北襄阳县发生最后一例患者后,至今没有发现由本土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病例。
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在卫生部举行，已经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我国成为无脊髓灰质炎国家。
年经中国国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消灭“脊灰”证实委员会证实，中国本土“脊灰”野病毒的传播已被阻断，成为无脊灰国家。
朋友忆顾方舟：为人慈孝，一生无所怨
顾老一生谦虚低调，如非他人主动问及，鲜少会提及自己的过往。大众所了解到的他的生平故事，多是通过《使命的召唤》《顾方舟口述史：一生一事》这两本新旧传记。近日，广州日报记者专访了顾老的生前好友刘静，以及两位传记作者徐源和范瑞婷——在大众眼中那位有着一生汹涌的顾方舟，私底下也不过是一位孝顺、慈爱的普通老人。
//顾方舟好友刘静：
“他从不埋怨受过的苦”//
1月6日，刘静睡得很晚，直至7日的凌晨三点，她还在回复记者的信息。当天，北京协和医学院内部召开顾方舟缅怀会，院校长王辰及党委书记李国勤亲自筹办。下午两点，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及北京协和医学院原校长巴德年、刘德培都出现在了会场，追忆顾老往昔。“气氛尤为庄重、肃穆”，刘静缓缓地说。
1家人陪同走完后半程
刘静退休前曾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原党委宣传部长。年底，顾方舟生病住院期间，医院探望，最后一次是在顾老离世的一个礼拜前，“顾老状态时好时坏，最后去见他的时候，他已不太能认得清我了。”
顾老是在夫人李以莞和子女的陪同下，安详地走完人生后半程的。自顾老生病住院后，他的子女便从国外赶回北京，开始轮流照顾父亲。“他们家庭是一个非常和睦的家庭。”刘静说。
顾老是一位慈父，而他的夫人李以莞也是一位慈母。刘静回忆，此前为了筹备《使命的召唤》及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资料采集”项目，她无数次带着学生，前往顾方舟家中：“对于我们的工作，他总是说‘全力配合’。每次我们都会提前守在顾校长家的楼下，等到点后上楼，即便偶有迟到，顾老也从不埋怨，李老也总是用家中的瓜果饮品热情地招待我们。一对非常好的夫妇。”
“他们的子女也非常优秀，继承了父辈身上对国家和人民的使命感。”刘静说。此前她曾与顾方舟的长子聊起过“以身试药”一事——顾方舟34岁时才得子，在活疫苗研制成功后，他先自己试了药，之后为试验疫苗对幼儿是否有效，更不惜让刚满月的孩子吃下了疫苗——“这个勇气是难能可贵的，因为一旦失败，就可能会导致瘫痪。”对于顾方舟的“冒险”之举，儿子顾烈东却非常理解：“他非常相信自己的爸爸，对此毫无怨言，甚至为能参与到父亲的使命之中感到高兴。”
2此生有两大遗憾
年顾方舟家庭合影左上为顾方舟
尽管顾老总说“此生无憾”，但对家人的愧疚，却终究伴随着他的一生。刘静透露，顾方舟心中有两大遗憾。
刘静透露，年“脊灰”爆发后，顾方舟临危受命，开始了脊灰疫苗的研究生产，因为研究的需要，研究所建在云南昆明玉案山一个名为“花红洞”的地方。
年，刘静曾随顾方舟去过一趟昆明医学生物学研究所，“那里如今已经是一片鸟语花香了，如果不看历史照片，你几乎想象不出当时那里的环境有多恶劣。”刘静说。
刘静描述，花红洞起初是隐蔽在一片热带雨林之中，洞口高约三至四米，宽约三四十米，愈往内空间愈狭小，环境潮湿阴暗，但是他们最初就居住在这里。为了建成研究所，顾方舟和一帮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拿起了铁锹铁铲，伐木、修公路、一砖一瓦修建房屋和实验室。“当时实验室、办公室都是他们自己建的，甚至包括厕所。”
“很多科研人员当年都是携家带口在昆明共同建设研究所，顾老也是带着自己的妻子、孩子以及母亲，一家人一起吃苦。”山上没有学校，子女们无法入学，科研人员不得不自己建学校，因此这些孩子都没有受过系统良好的教育，“这成了顾老心中一生的遗憾”。
年，顾方舟的母亲周瑶琴于昆明逝世。当时顾老被停职，调离了研究所，顾老的母亲一直为他担惊受怕，“没能尽孝，这也一直是顾老心中的痛。”
但对于这些苦，顾老却从没表现出任何哀怨和不满。刘静称：“顾老在意的从来不是个人荣辱，他总是说‘觉得自己做得不够’，没能救更多孩子。”2
//医院医师徐源：
“他是一个感性的人”//
徐源此前接触顾老是在六年前，在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采访顾老之后，医院校方决定出一本有关顾方舟的个人传记，彼时还是临床医学专业八年制学生的徐源成为了执笔者，在学校老师刘静的牵线下，他连续两年探访了顾方舟及其同事、好友。
年顾方舟与原北医什坊院医疗队成员合影
1提及母亲便会落泪
“见到顾老之前，我本以为他是学校的老校长，应该挺严肃的，但是去了之后才发现，他只是一个非常有文化、慈祥和蔼的普通老人。”徐源回忆起第一次到顾方舟家中的场景，当时他携带了一本收录了诸多老照片的相册，原本想借机询问一些顾方舟参与科研的艰辛过往，却不料翻开相册后，老人却摩挲着老照片，指着影相中的人一一辨认，讲起了他们的故事，至于自己科研上的艰辛，也只是浅言辄止、轻描淡写，两句话作结。
在徐源的印象中，顾方舟是一个颇为感性的人。“我的母亲是助产士，恰巧顾老的母亲也是助产士，访谈期间我只是提及了一句，他的眼泪顿时就‘吧嗒’掉下来了，之后久久不再说话。能感觉到，他非常非常思念自己的母亲。”
而在徐源此后走访了顾方舟的众多好友之后，他得以了解到顾方舟与他的母亲之间更多的故事，而无一例外的是，“母亲”永远是触及顾方舟泪腺的一个名词。曾与顾方舟在昆明生物医学研究所共同研发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的赵枚就曾透露，顾方舟给她的第一印象就是“孝顺”。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顾方舟一众人生活、研发、生产病毒疫苗的地点都是在昆明一处僻远的山洞中，物质匮乏到只能食野菜。每逢礼拜天，顾方舟都会背着袋子下山，去昆明的市场上为母亲采购食物，“当时我们困难到买白菜酱油都得去昆明买。有一次我们采购完毕后坐上卡车准备回家，大家在车上展示今天的饭盒，我买到饺子了，然后对顾方舟说‘你尝一个’，顾方舟舍不得吃，想要留给母亲。他对母亲非常孝顺，对我母亲也是非常关心。”赵枚在接受徐源采访时称。
顾方舟幼年丧父，其母周瑶琴以一人之力，艰辛抚养起四个年幼的儿子。顾老曾说：“我学医是母亲的心愿。母亲常说，当医生是人家求你治病，你不要去求人家。”但大学毕业后，在严镜清老师的影响下，顾方舟放弃成为外科医生，转而投入到病毒研究之中，“我违背了母亲的嘱托，但是外科医生一辈子能治几个病人？公共卫生多重要啊，做好了就是一大片受益”。
正如其名，顾方舟此后用他的一生“渡”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儿童。
2“怀念不应止于以身试药”
晚年时的顾方舟
“这几天朋友圈都在缅怀顾老，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也有颇多感触，大概主要是因为糖丸上也承载了幼时的记忆，我觉得很感动，又觉得怀念不应止于此，不应止于“以身试药”的壮举。”徐源缓缓说，作为80后一代，“糖丸”承载着的不止童年，更有一种使命的力量。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以顾老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带着强烈的使命感留苏学习，回国后筚路蓝缕，举步维艰，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也是在这样的使命感下，他们在昆明的荒凉山洞里挖建研究所，自己亲手整地、搭建恒温实验室，在西双版纳密林中亲自捕猴，冒着瘫痪风险先后给自己和孩子以身试药、率先提出活疫苗技术路线……提及到那些过往，徐源既感慨又遗憾。他称，顾老个性谦虚，如非特意询问，鲜少主动提及当年的艰辛。
徐源说：“许多内容都是通过旁人才了解到的，尽管我已经尽力描述了顾老研制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前前后后，但所绘图卷恐不及当年波澜壮阔历史之万分之一。那时的顾老也不过三十多岁而已啊。”
年，《使命的召唤》一书完成，徐源大学毕业，进入到医院工作。彼时的顾方舟已90岁，依然关心社会。徐源透露，尽管顾老是一个非常慈祥的老人，但是对学生却是向来严格，“此前顾老还曾与我讨论过学术造假等问题，他就很严肃地说，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在他那里发生。”
赵枚就曾透露，尽管顾老平时对大家非常好，没有架子，但是他对学术和研究上的错误却是“零容忍”，“如果有人犯错了，不好意思承认什么的，他就会当场指出来。面对自己犯错，他也能非常坦然地接受并且改正。”
“顾老那一代人对祖国的赤诚和对医疗事业的执着，是可以穿过历史的帘幕，穿过重重喧嚣，启发我们这一辈年轻人的学习和思考。”语罢，徐源的声音有些哽咽。
他说，其实学校在年之后曾再次启动过相关项目，刘静老师等对顾老及当年的身边人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走访，“我本想等资料集齐后，再重新补充修订顾老传记，没想到顾老已先一步驾鹤西去，实在痛惜。”
//中国记忆项目中心范瑞婷：
“他的晚年非常平静安详”//
五年前，在一次计划免疫主题的公益广告拍摄中，范瑞婷结识了顾方舟老先生。从年到年期间，范瑞婷曾接连多次前往顾方舟的家中进行访谈，直至年5月，《顾方舟口述史：一生一事》一书方才得以出版。“期间一直在修改完善，中间顾老的身体已不算好，每次前去看望，他都越来越消瘦，我们不愿多打扰。年年初，顾老还曾因肺炎住院，这让我们很揪心。”
1与李以莞相濡以沫
年上海顾方舟全家福
范瑞婷称，顾老的晚年非常平静安详，家中偶有前来请教工作学术方面的晚辈。“每次他都是坐在家中阳台的沙发上。他养了一阳台的花，每天喜欢坐在那里看书、看报、看电视新闻。顾老晚年时刻